善思观点丨谢康：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创新：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

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创新：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

近期，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谢康教授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2024）发表主旨演讲。

ChatGPT-3.5发布以来至2024年2月，大模型等人工智能（AI）技术及产业呈爆炸式增长态势。其中，中国的大模型总数就达到238个之多，尤其是视频生成模型Sora的发布及其迭代，更是引发对大模型等AI技术及产业的新一轮关注和讨论。大模型等AI技术和产业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各领域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各国企业、产业乃至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战略性影响。在AI时代中，不仅需要考虑技术实现及其产业化问题，也需要考虑AI带来的组织变革问题，根据本团队在《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发表的论文，AI等数字技术虽然可以独立影响组织的最终产出或绩效，但其价值主要依靠组织学习和组织惯例更新等组织变革的路径来实现。其中，如何构建适合AI时代的组织管理的社会秩序，尤其是适合AI时代的行动者规则、权力和行动，成为AI时代的组织变革管理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近年来，针对数字经济或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变革，形成网络组织、模块组织、平台组织，模块化平台组织，生态系统组织等诸多研究。总体来看，现有研究集中于对组织特征的描述或统计分析，缺乏针对数字经济更一般的制度基础或社会秩序方面的深入剖析。本报告中的两个关键概念——科层制和网格制，拟从制度基础或社会秩序视角，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创新问题。

马克思•韦伯提出曾提出科层制（Bureaucracy）管理思想，强调通过公职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世袭或个人魅力进行管理的理想组织制度，通过法理权力或结构权力构建组织管理基础。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福特和丰田先后建立的汽车生产线和不同的生产模式，体现了工业经济的理性思想。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将这种工业经济的理性思想进行提炼和升华，刻画出大工业需要的几乎所有的组织管理特征，如强调效率优先，追求精确性、持续性和统一性等。

网格制的原创概念是本团队在《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3期论文《数据驱动的组织结构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三）》提出的，网格制（Gridstitution）是数字经济的一种主导性组织制度，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网格管理概念，其构成经济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创新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秩序。网格制具有与环境的高适应性与制度的灵活性，分层模块化松耦合结构带来的组织边界模糊性，以及前端小团队后端大平台间柔性协同的多元化创新创业文化三个主要结构特征，即高适应性、边界模糊和多元文化构成数字经济网格制的三个结构特征。

本次报告主要阐述的观点是：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构成人工智能时代组织变革的社会秩序基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科层制理论难以解释东方甄选决策行为

从学理逻辑来看，提出一个新概念需要阐释清楚为什么原有的概念不能有效解释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同时需要阐明新概念不仅可以解释社会出现的新现象，而且可以解释原有概念解释的过往现象，且将原有概念的解释作为新概念的一种特例。现以2023年12月东方甄选发生的一个备受关注的事件来说明，在这场董事会、CEO与头部主播（领先用户）三方博弈中，最终董事会选择了头部主播董宇辉。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级社会现象，它违反了原有科层制下的管理规则“铁打营盘，流水的兵”，因为科层制的结构权力或法理型权力特征必然是CEO最稀缺，“兵”则相对不稀缺，因而结构权力越高的职位相应的薪酬水平越高，即物以稀为贵。然而，在这场博弈中“兵”让“帅”出局，这在科层制时代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科层制时代个人魅力型权力产生于动乱和危机之中，崩溃于稳定秩序条件下的企业正常运营管理中，因此魅力型权力不构成企业组织管理的常规惯例。然而，东方甄选的结果却是在企业日常管理运营中发生了魅力型权力的变革，即法理型权力让位于魅力型权力，这表明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新的组织变革理论来解释新现象。

如前所述，在传统的科层制条件下，CEO或总经理的年薪通常远高于普通员工，因为CEO或总经理的岗位稀缺性高，普通员工相对不稀缺，但在东方甄选事件中，作为“员工”的头部主播让CEO出局，董宇辉够厉害了。2023年的主播销售排行榜显示董宇辉带货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疯狂小杨哥，其2023年带货的净收入达到32亿，位列第二是辛巴，第三是李佳琦，董宇辉5.226亿位于第四（参见图1）。

在图1中，即使中国这几个头部主播带货净收入呈断崖式的下降，位列前三位的头部主播都是20多亿到30多亿，但到董宇辉时则是5个多亿。如何解释这类现象？虽然诸多解释从“赢者通吃”角度给予分析，但似乎还不够。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变革理论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经济中的典型现象。此处提出的观点或想法纯粹属于个人思考，网络头部主播超强的销售业绩（带货净收入）究竟是个体能力带来的，还是组织创新带来的？或者是一种数字技术带来的时运或运气？

现实中，像疯狂小杨哥、辛巴、李佳琦、董宇辉等8-10位头部主播这样特质或能力的员工可能有许多，甚至部分主播或员工的特质或能力比他们还强，但缺乏时运或某个节点大众需要的需求情绪，这种时运或某个发展阶段大众需要的共同情绪寄托，成为“运气”（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那为什么是他呢？最近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繁花》，它对社会主体个体能力与其背后的组织资源整合能力做了较好的诠释。具体地，就是在外滩27号外贸公司中工作的人员，究竟是个体能力的资源整合能力，还是27号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更重要？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WTO，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做进出口贸易，外贸经营权具有垄断性，大家看重的不仅仅是外贸员的个体能力，更看重的是外贸员背后的27号拥有的外贸经营权。电视剧中有一个情节特别有意思，当27号外销员离职后，爷叔对她的态度立马变了，很好诠释了大家看重的不是你，而是你背后的组织资源整合能力和权力。简言之，在科层制的社会秩序下，个体行动更看重的是个体背后的组织资源基础。然而，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带来的机会平等化对科层制的社会秩序结构形成变革冲击。

二、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资源整合的网格制

从组织变革的制度角度来看，头部主播现象是人工智能时代组织变革的一种集中体现。2022年，本团队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澳门新葡平台网址8883网站Satish Nambisan 教授在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发表的论文聚焦探讨了这类现象。现有相关代表性文献专注于由企业引领的服务创新，假设用户在价值创造中扮演着辅助性的角色（Sudbury-Riley et al., 2020），然而现实中大量企业要满足越来越细分的市场需求，需要承担更高昂的创新成本与风险，企业在引领创新和满足细分市场上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同时，部分企业开始借助与头部主播这样的领先用户合作，由领先用户引领创新，实现了优质的服务绩效。研究发现，领先用户能够引领企业服务创新的核心在于这些用户借助技术具备了整合需求端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显著区别于企业能力，侧重于为同行消费者（peer consumer）创造使用价值。其中，研究识别了两种发挥这种资源整合能力的角色和六种引领创新的用户行为。由此，提出领先用户通过需求端资源整合以引领企业服务创新的新角色与新行为。这篇论文创新的科学意义主要体现在，拓展服务创新理论中引领者的类别，揭示领先用户借助个人资源整合推动服务创新的引领角色，为传统由企业引领的服务创新理论提供了重要补充和拓展。

本研究成果在JAMS发表后，被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副主编、Journal of Marketing、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与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期刊编委Amalesh Sharma和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前副主编Bin Wang引用，肯定了这项研究对领先用户引领创新这一行为的重要性。该研究发表后受到市场营销、信息系统、组织管理等领域学者的关注与引用。从理论解释力来看，这篇论文提出的领先用户通过需求端资源整合以引领企业服务创新的新角色与新行为，对疯狂小杨哥、辛巴、李佳琦、董宇辉等头部主播的现象级社会现象提供了较好解释，即头部主播行为实际上是整合了整个消费者资源的一种组织创新，这种组织创新具有非常高的偶然性，它不是线性的。

如何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组织创新、个体能力与运气之间的关系？例如，无论在什么时代炒股票赚钱了的个体均会归因为自身的智慧或能力，而亏损或多半会归因为环境或市场条件。现实中，行动主体通常会将“能力”与“运气”混在一块，这在组织变革管理中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人工智能时代，组织变革管理中如何处理“能力”与“运气”的关系，变得比工业经济时代更为重要和迫切，因为科层制管理讲究的是“能力”基础，而人工智能时代则通常表现为非线性的不确定性“运气”基础，如小米总裁雷军先生所说的“风口理论”。

泰勒、韦伯代表了科学管理中的理性系统思想，与之相对应的是切斯特·巴纳德和埃尔顿·梅奥为代表的自然系统思想，西蒙等则通过有限理性的概念整合上述思想构建起新韦伯主义的管理体系，后续在此基础上交易成本、制度理论等演化发展。从学术思想脉络来看，既有研究均侧重从企业供给视角考察组织的能力和运气问题，缺乏从用户需求视角深入剖析交易过程的双边能力或运气问题。例如，无论在科层制或泰勒制的理性系统中，还是在交易成本或制度理论中，乃至在行为学派视野中，人性均被不同程度地异化，因为所有都要标准化或通过标准化来结构个体行为，行为学派强调的非理性行为对于个体或组织运气的解构，依然有待深入，因为行为学派的组织条件依然隐含为科层制的规则、权力和行动。一句话，科层制条件下组织出不了“天选之人”。

什么叫“天选之人”？通俗地说，就是能力和运气都很好的人。像疯狂小杨哥、辛巴也好，李佳琦或董宇辉也好，中国的直播带货队伍中可能不乏能力比他们更强的，但运气他们更好些。因此，在东方甄选董事会、CEO和头部主播三方博弈中，董事会选择头部主播而让CEO出局，本质上这不是董事会的选择，而是市场的选择，是人工智能时代组织创新的结果。为什么？因为董宇辉等头部主播是“天选之人”，这就是时代或组织的运气。

中国教培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新东方变革，新东方变革为老师职业生涯转型提供了各种机会或偶然性，正所谓“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这些机会或偶然性成就了董宇辉等头部主播。当东方甄选出现董事会、CEO、领先员工（头部主播）三方博弈时，CEO出局的结果不是已有科层制理论可以解释的。为什么科层制中出不了“天选之人”？因为科层制下，合法性的正式规则支配了组织成员的集体行动，正式规则构成组织的“宪法”。在结构权力下，“火车头”规则特别重要。以前“要想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是科层制的金字塔特征。然而，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给每个个体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偶然性，网络结构的平民化使每个参与者都拥有近似相同的机会，类似高铁每节车厢都自带动力，这解释了为什么企业要建立各种阿米巴制度，就是想各个小团队自带动力。诚然，阿米巴组织成功率不高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前，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是，究竟是数字经济中“天选之人”带来了组织创新，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创新带来了“天选之人”？即二者的因果关系问题。

三、科层制与网络制融合的社会秩序

在博弈分析中，最应该关注的不是支付，而是博弈的结果，因为结果才是博弈设计者最感兴趣的标的物。同样地，研究组织变革的重点，不是组织结构形式或特征，因为即使扁平化组织或网络生态组织，无论其结构或层级如何变化，如果都是按科层制的社会秩序运行，对于组织变革而言本质都不变。但是，如果结构或层级没有变化但社会秩序发生本质变革，对于组织变革而言都是革命性的。具体地，科层制的社会秩序变化集中体现在规则、权力和行动三方面。科层制是在一定条件下抽象的组织制度，千万别认为它就只有金字塔结构一种形式，扁平化、网络型组织中一样有科层制。同样，不要认为网络型组织、虚拟组织就不存在科层制，无论何种结构或层级，只要按照科层制的规则、权力和行动来运行，就是科层制。事实上，现代科层制已经大量融入数字技术变革，甚至在大数据平台这样的数字创新组织管理中，也弥漫着浓厚的科层制规则和权力色彩，无论是美国或中国的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数字创新组织中，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色彩一样笼罩着组织的规则、权力和行动。因此，数字经济社会秩序中科层制不是被削弱了，更是演化为更为隐蔽、更为多样化、更为基础层面的结构化特征，因为科层制与网格制高度融合了。

网格制这个概念是本团队自己提出的原创概念。当时想了很久，就像肖静华老师他们在《管理世界》上提出“成长品”的学术概念那样，他们原来提出的概念是“活产品”，因为“活产品”对应的是“死产品”，后来他们提炼出来“成长品”的概念，对应的产品概念为成品。如前述，网格制是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形成的、由行动者通过网格化方式进行资源协调和管理运作的组织体制。网格制表述的是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抽象化组织制度，现有虚拟组织、网络组织、项目组织、模块组织、平台组织或生态组织等，均属于不同表现形态的网格制组织。具体而言，网格制强调的是通过数字技术的网格化方式进行资源协调和管理运作的一种组织制度或社会秩序，有关这种组织制度的运行及特征，团队在2020年在《北京交通大学学报》发表的《数据驱动的组织结构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三）》中有详细论述。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网格制与科层制社会秩序的区别，二者的区别如下。

当前盛行的网络直播，带货直播等究竟是一种新方式还是旧方式，不仅形式上是新的，本质上也是新方式。有人说直播带货不就是以往的电视直播，电视卖货吗？根据表1的比较分析，网络直播或直播带货与以往电视购物等的本质区别，在于企业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乃至企业与企业之间即时互动性，以往电视卖货的员工不仅缺乏与用户的互动，更缺乏组织行为的自主性，受科层制管理的规则、权力和行动所约束。然而，正如表1所阐述的那样，人工智能时代的网格制强调员工组织行为的自主性，强调这种自主性与组织的生成性密切关联，行动规则的变化推动着网格制规则的演进。

当前，随着ChatGPT等生成性AI的社会化，大家对生成性的概念变得不那么陌生了，很早这是一个纯学术概念。生成性在管理信息系统领域是经典概念，它是由平台或数据的分层模块化特征决定的，从技术开发角度来说，生成性是一种灵活组合的多层次模块化结构体系，支撑多主体开发协同，而这种多主体协同开发在以往科层制社会秩序中是难以低成本实现的。在网格制下，人与AI的协同重构了组织的社会秩序，形成适应性的组织学习。吴小龙、肖静华老师等发表在《管理世界》2023年第5期的论文《当创意遇到智能：人与AI协同的产品创新案例研究》提出了人与AI协同的产品创新启发式验证，强调这种验证方式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经验验证与数据验证。这种适应性组织学习构成组织网格制的组织变革基础。上述讨论再次表明，科层制的创新逻辑以决策逻辑为主，网格制则产生了创生逻辑和适应逻辑两种新的创新逻辑，通过制度变迁，决策逻辑、创生逻辑、适应逻辑三种创新逻辑不断融合，构成数字经济创新的基础，网格制也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或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秩序。

诚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观察，都发现网格制不能脱离科层制而独立存在，即现有社会形态中无法提供只有网格制的社会基础。这是以往类似组织变革研究所忽视的一点，如强调组织结构虚拟化、网络化、模块化或生态型组织特征，通常隐含了这种组织结构可以独立存在的假设。研究和实践观察一再表明，无论数字技术如何改造组织或推动组织变革，都似乎难以完全替代科层制的社会秩序，因为社会结构决定了这种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只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层制不再像以往那样显著地决定着行动者的所有行为，与科层制等级结构相背离的平民化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是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一种社会现象。

科层制与网格制融合形成的平民化社会秩序，就会出现“天选之人”。团队认为（需进一步实证研究），是先有了科层制与网格制融合的组织变革，才有了疯狂小杨哥等这些“天选之人”。当然，这个结论纯粹是从企业案例观察中得到，还需要进一步实证验证。为什么呢？因为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使得规则、权力和行动变得“天选之人”可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很难为“天选之人”提供可能出现的空间。

例如，为什么同年龄人中国的企业家如马明哲（1955年出生，平安保险董事长）、王健林（1954年出生，万达董事长）等多从事房地产或金融行业，美国的企业家则多从事数字技术行业，如比尔•盖茨、乔布斯及创办思科系统公司的Leonard Bosack和Sandy Lerner两夫妇等，均是1955年或1952年出生的，他们20岁前后为1975年左右，这正是全球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酝酿兴起的时代，形成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第一个“风口”。在这个“风口”期间，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企业家促进了数字技术与管理制度的多层次结合。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迎来第二波“风口”，马化腾（1971年出生）在1998年创立腾讯，埃隆•马斯克（1971年出生）在1995年创业，马云（1964年出生）在1999年创立阿里巴巴等。再到21世纪初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迎来第三波“风口”，马克·扎克伯格（1984年出生）在2004年创立脸书（Facebook），张一鸣（1983年出生）在2012年创办字节跳动，胡玮炜（1982年出生）在2015年创办摩拜单车等。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正在迎来以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创新“风口”。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风口”背后的社会基础——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变得越来越紧密，逐步形成了新的社会秩序。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将科层制的标准化与网格制的生成性进行相互调适，形成组织的多层次自适应变革。尤其是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的适应性创新，构成数字经济创新的主流模式。团队在《数字经济创新模式——企业与用户互动的适应性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2023年）中对此有详细阐述和讨论，不在此赘述。团队认为，这两种管理制度的融合，使得主播带货、网红经济、赢者通吃、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人工智能时代的新业态、新形态、新模式等层出不穷。究其背后，都可以溯源到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这一点上。

四、科层制与网格制融合的组织变革意味着什么？

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一方面体现在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两种社会秩序的融合，另一方面反映了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两类社会价值观的调适。组织变革中的冲突与重组，本质上是两种社会秩序的冲突与两类社会价值观的调适关系。对科层制与网格制融合会如何影响组织变革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复杂系统管理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从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乃至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视角开展深入系统的探讨。这里还没有具体的答案。对于这个复杂系统管理问题的探讨，将会极大促进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创新。

管理学理论是一个学理知识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体系。文献梳理和观察社会现象作为理论的实践参照，两者对凝练管理科学问题都非常重要。在这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同样可以提高凝练管理科学问题的能力，即直接介入企业管理实践中。然而，教授学者介入企业管理实践通常面临两种困境，一是可能放弃理论探索而深入体察企业实践，逐步演化为“企业家”角色的经营型老师，二是坚守学术研究理想但又难以深入体察企业实践，面临“两头不到岸”的尴尬境地。现实中可以观察到诸多类似现象，此事“古难全”。

通过直面中国企业实践，观察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过程与实现机制，团队发现即使是数据平台组织一样盛行科层制，而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也存在网格制变革。因此报告中强调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变革，不是完全抛弃科层制，也不是再造一种完全区别于科层制的社会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变革，需要推动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

科层制与网格制融合的组织变革意味着什么？就团队对理论的梳理和对实践的观察而言，科层制与网格制融合的组织变革意味着社会主体在组织中身份的改变，意味着社会客体在组织中结构的改变。首先，人类不再是唯一的社会主体身份或角色，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社会主体，这是社会主体在组织中身份的改变。其次，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系统等构成组织中新的结构要素，如前述提到的成长品概念，基于AI即时调整和即时反馈形成的成长品，不再是以往的成品特征，智能制造或智能家居等智能系统，均在重构组织的学习模式和组织惯例更新的过程，形成社会客体的结构变革。或者说，网格制是科层制演进产生的新型组织制度与社会秩序，既包含科层制的基础结构，又具有新的规则、权力和行动特征，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性对数字经济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具体表现为科层制与网格制融合的不同形式或方式。

谢康，澳门新葡平台网址8883网站教授、博士生导师，互联网创新团队负责人。担任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教指委委员、澳门新葡平台网址8883网站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数字经济创新理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7项，政府和企业项目60多项。在ISR、JAMS、I&M、《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高水平专业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7项研究成果分别获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广东省、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2012-2020年8次获“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最佳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