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观点】吴敬琏：深化改革 迎接挑战
2014年8月29日，吴敬琏教授出席澳门新葡平台网址8883网站第七期黄埔大讲堂，做了“深化改革 迎接挑战”的主题演讲。
我简单把十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归纳为一句话，就是：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十八大开会以前，有两个问题就表现得特别的突出。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粗放发展造成社会经济问题愈演愈烈。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讲点个人体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大的决定对改革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或者叫做路线图，或者叫做总体部署，或者叫做顶层设计。从经济改革来说，我认为有两个提法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使市场在资源配制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中全会上对《决定》草案作说明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认为说到了要害的地方，他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另外一个重要的提法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你要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定要把能够使它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基础建立起来，这个体制基础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句话讲了五个要点，这五个要点我们对照我们的现实可以看到，它是切中时弊。
第一是“统一”的市场。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使得我们这个市场被切割了。政府体系不外是用两个方式组织起来的，一个方式是调教，就是部门，毛泽东主席的说法是条条下达，条条专任；另外一个办法是按照地区组织的，叫做“块块”。条块两个行政系统就把横向的经济关系切割了，切断了这种横向的企业之间、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叫做条块分割，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第二就是“开放”的市场。这个市场要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平等开放，但是因为我们在资源配制中行政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市场主体被分成三六九等，不是平等开放的，于是市场关系就发生了很大的扭曲，三中全会决议要求建立一个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开放市场。
第三就是“竞争”。竞争是市场体制的灵魂。但是在我们这里因为有行政的各种干预，于是就存在着各种权力赋予的垄断，或者叫做行政垄断，是一种权力所赋予的合法的垄断。这样我们的市场就失去了它的灵魂，权力比起你的经营能力更有用，或者叫做关系是第一生产力，是这样一种状态，这当然是对于市场的扭曲。
第四就是要“有序”。竞争或者其他的经营活动都要在一个统一的规则基础上进行，或者说在法治的支持下进行，用我的话说叫做“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早期的市场是一个人格化交换的市场，通俗说叫做熟人市场，契约能够得到实现依靠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市场已经不是改革早期那样的熟人市场了，现在是一个有亿万人参与交易的市场，经济学叫做非人格化市场。非人格化市场不存在熟人之间的信息网络，所以合同的履行要靠第三方执法。
第五是“市场体系”，市场的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要素市场进行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市场体系”，市场体系不光是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它还包含劳动力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包括土地市场等等。总而言之，就是很重要的部分是生产要素市场。现在我们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勉强还可以说初步建立，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特别落后。所以，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不是个别市场，不限于商品市场，而是“市场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
现在我们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比较明显的表现是，由于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型，由于旧体制遗产的存在，所以就表现出这样一些问题。
1、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因为粗放的经济生产方式就使得资源大量的浪费，所以现在一些基本资源短缺的情况相当严重。另外一方面，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就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我们现在许多地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了危险，人类要生存有三个基本的条件：土地、干净的淡水、空气，这三个条件都受到了危险，在相当一部分地区。
2、一方面GDP的增速在下降，已经延续三年了，另一方面，老的提高GDP增速的办法就是投资，这个办法已经不太灵了。我们经济学有一个定理，叫做投资回报递减的定理，这个定理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3、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发展困难。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这里讲的是一些微观的问题，从宏观经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有人把它叫做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间的负债率、杠杆率太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应付这种状况呢？
一种办法就是采取强刺激政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保证比较高的GDP增长率，但是根据别国和我们自己90年长持续的经验看，它的坏处是，一方面妨碍了效率提高、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另一方面，又使得负债率、杠杆率进一步提高，系统性风险加大。中国政府领导人也表示我们不会采取强刺激政策。
另一种办法就是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即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不发生崩盘的情况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着力的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改革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我们有没有可能不采取强刺激政策而防止出现系统性的危机？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对于怎么来控制风险，我提出了以下一些办法。
（1）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经济学思维有个最基本的假定就是资源是有限的，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一定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有效率、回报的地方。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在出现了经济危机后就用政府投资的办法做了很多没有回报的建设，比如说修北海道桥，那个地方熊比人还多，后来终于爆发了严重的危机。
（2）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现在我们存在一些僵尸企业，它不但现在是支付抵债，而且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性。但是，有的往往靠给他补贴贷款维持的，这样就会推高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
（3）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就是在资产负债表看不出来的负债，但是它是负债，比如最明显的或有负债在中国就是社保基金缺口。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就是要把一部分国有资本拨付去弥补这个缺口，加强社会保障基金。
（4）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整，停止“刚性对付以便化大震为小震”，防止风险积累。现在一些金融单位出现了抵债破产以后，大量的是由政府注资刚性对付。这个办法会造成道德风险，而且会推高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而应该要对这些企业实施破产重整，停止这种刚性对付的办法，以便化大震为小震，释化风险。让小风险释化，不至于让风险积累起来造成大震。
（5）要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比如全国大概可能有上千个没有企业的开发区，这个资产存量当然很困难，但是要想办法盘活，这一点能够降低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等等。用这样一些办法来堵塞漏洞，控制风险，再辅之以灵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广东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但是近年来一方面整个市场体系需要提升，需要克服各种缺点；另外在经济发展转型、法治建设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进展都不够理想，所以出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广东一直保持的优势在减弱的趋势。我相信，广东有这么好的基础，又毗邻市场比较规范完善的香港，一定能够借十八大的东风，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励志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重振雄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